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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军事顾问团在中国
发布时间: 2014年8月11日 閲读次数:1898
    近日整理家父张明远的遗物时,发现了周黎扬先生的回忆文章。周先生生前是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业大学基础课系俄语教授。他曾是早期中共党员,1930年至1931年曾与家父一起在国民党天津第三监狱坐牢,并参加中共秘密党支部领导的绝食斗争,出狱后去苏联期间加入了联共。1938年至1943年他曾担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苏联首席顾问翻译、总翻译官、顾问事务处译员股股长等职。本文回忆了他在任职期间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汇报会,南岳会议及陪同代总顾问到各战区视察的有关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周黎扬经有关部门批准,恢复其中共组织关系。——张晓霁
      七七事变后,日军凭其陆空军之优势占领平津,迅速向华中推进。同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驻军挑衅,经过两个月余血战,日军占领上海。同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蒋介石政府退守武汉。此时侵华日军共10个师团,人数达百万,占日军总数三分之二。值此情况,如果蒋介石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我国内地城市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威胁到苏联远东国土。日本空军则可袭击苏联已经营了20年的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这是苏联军事工业基地。
      苏联早就有意与中国政府订立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给中国政府以抗日的军事援助,双方曾为此进行了多次接触。“七七事变”之后,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一步与南京政府王宠惠、孙科等人商谈,声称军事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在内政上,1937年1至9月,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在西安、庐山、杭州与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张冲、邵力子反复会谈,议定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苏联的军事贷款与陆空军人员陆续来华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缔约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国家集团对于彼此作任何侵略”。舆论方面,苏联的报纸,往日称蒋介石政府为南京政府,以后则改称为中国政府,并时常报道一些民主活动和有进步意义的政策。
     1937年12月,第一批苏联军事人员到达汉口。1938年3月1日,中苏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议,苏联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7月1日又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再贷款15000万美元。至1940年,除预定贷款内的军事装备外,加超额订购的军用物资总计约45000万美元(世界市场上比值为1美元等于3.5墨西哥银币——即昔日中国通用的银元)。购买苏联军火的总量,第一期为24个甲种师的装备,包括重炮、山炮、高射炮、战车、战车防御炮和战斗机、轰炸机与机场地勤设备。第二次补充的数量是12个甲种师的装备。输送线路除广州未失弃前(1938年10月前)由苏联船舶运到广州上岸外,其余均为由苏联土西铁道的阿雅古斯经中国塔城、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至四川的广元。由乌鲁木齐至兰州须行车9天,行程艰苦,最高峰时所用十轮卡车达3000辆。车队纪律森严,每到一站,必先检修车辆,加水、加油,然后才准司机洗澡、进餐。早5时30分起身,6时准时开车起程,给西北军民留下良好印象。沿途驿站多为修复或扩建的新绥公路旧站。兰州以东经六盘山至西安则为中国旅行社早年所修建驿站的扩建。
顾问事务处的建立——航空委员会亦同时组成
基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附件,苏联第一批来华空军与毛邦初、张廷孟、王叔铭合作保卫过南昌,参加过马当要塞对日本出云舰的轰炸;保卫武汉时有著名的10月14日的空战。此次空战苏机起飞五十余架,予日机以沉重打击。此后在保卫重庆、西安、兰州、昆仑关战斗中,均战功卓著。日本空军中有著名的“四大天王”,除一人是被侨民子弟击落外,其余均被中苏空军人员击落。
1946年,我在赴莫斯科至阿拉木图火车上,遇见一位苏联将级空军人员,他说几乎各军区的空军指挥官、师团级军官,都以战士的身份到过中国。蒋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设在成都,苏空军首席顾问雷巴柯夫亦驻于此。前进机场在梁山。
顾问事务处是在南京政府退至武汉时组建的,是个纯军事机构,由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苏联处)周明任处长。周虽为莫斯科陆军大学毕业,但俄文已遗忘;虽秉性忠诚,但政治活动能力差,在武汉失守前即为张冲接替。
顾问事务处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办公厅主任由贺耀组兼任。顾问事务处长张冲、副处长先梁子骏,后屈武。第一科科长卜道明,下分两股,译员股长周黎扬,外员股长常荫集。译员股管翻译人员的考选和分配,外员股则根据总顾问的指示,分配各兵科顾问至蒋介石核定的战区和兵团。第二科管理文书,主要是处理有关行政事务。第三科管供应、食宿、交通事项,主要是负责在重庆各兵科顾问的生活。第二科科长党必刚,第三科科长高伯玉。这些人员中除常荫集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外,皆为留苏生。我充译员股长是兼任,我的主要工作先是军令部首席顾问翻译,后充总翻译官。除第二战区外,到过所有的战区。
重庆总顾问室的编制
总顾问福尔根(武汉退入重庆前接替且尔班诺夫)。各顾问称他为师长。他年约45岁,与蒋介石、徐永昌、周恩来、张治中、贺耀组、冯玉祥都有交情,是一位军事政治家,参加每星期二、五上午的汇报。该汇报由蒋介石或何应钦主持,参加人有何应钦、总顾问或代总顾问(即军令部首席顾问)、徐永昌、白崇禧、张治中、何成濬、陈绍宽等。报告敌情者刘斐(刘维章),郑介民坐在旁席作记录。刘维章报告后的发言人通常有徐永昌、何应钦、张治中和总顾问。总顾问有时在会议上不发言,在回上清寺总顾问室后,中饭前由我将意见送到曾家岩蒋介石官邸。
代总顾问——军令部首席顾问(少将),先为波格柳包夫(兼陆军大学教官),后为古巴列维赤(兼兵役署顾问)。参谋长斯米尔洛夫(兼陆军大学教官),上校。
炮兵首席顾问谢洛夫,上校。工兵首席顾问洛巴欣,上校。战车首席顾问费尔柯,上校。化学兵首席顾问,通讯兵首席顾问。电台电务员2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洛阳。顾问室首席顾问,炮、工、通讯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工2人。
第二战区:阎锡山、朱德,山西。(因避免与八路军联系)未设顾问室。
第三战区:顾祝同,上饶。顾问室首席顾问欧赤涅夫,上校。炮、工、通讯兵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第四战区:张发奎,韶关。顾问室首席顾问加当洛夫,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第五战区:李宗仁,老河口。顾问室首席顾问斯科沃尔差夫,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第六战区:陈诚,恩施。顾问室首席顾问,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第七战区:余汉谋,柳州。顾问室首席顾问,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第八战区:朱绍良,兰州。顾问克里木丘克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有总电台,技术员2人。
八战区傅(作义)副总部,陕坝。首席顾问,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八战区胡(宗南)副总部,西安。顾问室首席顾问彼德诺夫中校。机械化部队炮、工顾问各一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一战区汤(恩伯)副总部,河南叶县。步兵顾问1人。
第九战区:薛岳,长沙。顾问室首席顾问聂斯杰罗夫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五战区孙(连仲)副总部,步、炮兵顾问各1人。
五战区张(自忠)副总部,步兵顾问涅杰尔尼克中校。
九战区王(赞绪)总部,桃园。步、炮兵顾问各1人。
桂林行营李济琛设有顾问室,步、炮、工、通讯、化学顾问各1人,设总电台一座,技术员2人。
空军首席顾问雷芭柯夫,驻成都,常驻有战斗、轰炸机队。在重庆、兰州和四川梁山机场,驻有战斗和驱逐机队,昆仑关战斗时曾在柳州和昆明设空军站和指挥所。各飞行队均有电台、指挥官和政委。
苏军顾问工作的作风和纪律
只有总顾问福尔根兼做政治工作。他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曾会见李济琛、冯玉祥、贺耀组,谈及各战区的国共磨擦会给敌人以进攻之机会。派到陆军大学讲课的各兵种顾问到冯玉祥住处与其幕僚讲课。会见李济琛两次,谈及南北战场状况。谈及胡宗南、汤恩伯拥兵50万,但军官贪污腐化,军士缺少训练。福尔根说:如此则我们不能完成使命。除总顾问外,军区顾问不会见任何军队以外的官吏或民主人士,纪律很严。
蒋介石对苏军顾问的态度
1.第一次南岳会议——五、九、第三战区会战
在作战、军队调动、军队编制、训练、武器分配、仓库储存量这些方面,对苏联顾问并不保密。除总顾问和副总顾问参加每星期二、五汇报外,还有总顾问室的联络参谋。每周二至三次与国防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蔡文治会见,以了解日军动态。副总顾问则兼兵役署与兵工署顾问,经常到南北各战区视察顾问工作和战场情况,参加每次重大战役或军事会议,也检查预备兵情况并参与后备训练。代总顾问常在正规军事会议后,与徐永昌私人会谈。
下面,将我所参预的几件大的事件记述如下:
1939年9月末10月初,蒋介石召集第一次南岳会议(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参加人有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贺耀组、薛岳、陈诚、张发奎、余汉谋、顾祝同及师长以上人员。总顾问福尔根、副总顾问波格柳包夫,还有炮兵首席顾问谢洛夫、工兵首席顾问塔那索夫。会议中期,福尔根提出举行五、九战区为主,第三战区为助攻的冬季作战。
军情:日军主力分散,兵员不足,是松散防御。由汉口以北到岳阳仅有日军两个师,杭州到汉口的江防只有日军第十五、十七两个师团,防线两千余公里。
作战总方略:以五战区的兵力向汉口以北和宜昌地区进击,九战区向岳阳以北、汉口以南地方出击。第三战区则在五、九战区发动主攻之前,切断日军主要交通线——长江水运。作战目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相机收复部分失地为目的。
预定战期:自1939年12月中旬始战,至1940年一二月结束。估计日军无力自华北、广东或本土调动新的兵力到华中来。
这一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决定命五、九战区做主攻准备。第三战区地域辽阔,兵力不足,调五十四军冯圣发、新编第十军梁华盛(两个师)及重炮二团,炮兵五十七团开赴上饶。由代总顾问波格柳包夫率领炮、工、通讯首席顾问加第三战区原有顾问共27人参加此次作战计划,是苏军在华出动人数最多的一次。
出发前的准备:波格柳包夫少将军衔,其他军事人员称他为师长,曾充莫斯科陆军大学教官,在顾问中有甚高的威信。出发之前,他偕工兵人员亲自检视车辆、司机、卫兵,召集中苏两方负责人做出分工,做下列安排:指定军需顾问,集中所有顾问人员的出差费,作全队官兵沿途食宿的支出。我提出意见:中国官兵都有已定的职级和出差费,故不能用顾问团的经费开支。他回答说:“我们是出发作战,完成此行使命。顾问的工资高,出勤费亦高。请不要以为是对中国官兵的侮辱。”中国官兵由我负责,并兼负沿途通知前站及接待军政首长的责任。另选一名能干的人充后勤经理,做住宿安排。沿途不得饮酒、迟到。因有严明纪律,食宿统筹,卫兵、司机各负其责,互助。每到宿营点,先检视车辆、加油、加水,然后洗澡 、吃饭,每晨准6时开车,绝无违纪人员。
到达上饶,拜会顾祝同、邹文华参谋长,王敬久及各驻军头领。参加顾祝同召集之军事会议后,即分令各兵科顾问会见炮兵、工兵指挥官,做出发前方准备。我偕代总顾问视察由屯溪经徽州、太平到青阳的公路修复状况。到达青阳,会见川军集团军司令唐世遵,及其所辖二十一军陈万刃、五十军郭勋祺军长。听取了敌情报告,然后步行视察此两军之前沿。发现中日两军阵地之间有奇异的中间地带,且有集市。工、炮兵顾问分头视察行将进攻的前沿。参与了唐世遵主持的军事会议。有一日清晨出发,中午到一川军团部,询问其团长前线状况。团长说:营长知道。此团长身着便衣,动作迟钝,没有军人形象。代总顾问未吃中饭即步行上山,到山半腰昏倒于地。我们没带任何救急药物,只以万金油涂于鼻中,然后活动其臂与腿。约二十分钟苏醒过来,继续上山。进入山前交通壕,视察了机枪掩体。枪体老化,标尺已不能用,兵亦超龄。山谷对面乃陈家大山,高约五百米,上有日军阵地。据观察,是两个班据点。透过山谷可见村镇茅坛,向前约十五华里可见大通与贵池两座长江南岸城市,是这次作战的中心目标。远见长江如带,以重炮可以切断日军通武汉之惟一交通、补给通道。两边沿江山脉,日军占其北脉,我军占南山,其间相距有千公尺的谷地。青阳城完全破坏,城中无一民房,早晚在城边河旁,农民运来鱼肉蔬菜。我国农民勤劳朴实,为苏联军人所称道。
在青阳以南举行了军事会议,主持人唐世遵、王敬久,参加人有代总顾问、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二十一军军长陈万刃。决定由青阳以西的五溪桥进入山区,编成控制大通、贵池之间火网,切断长江交通的作战计划。举行了炮兵训练班和步炮协同演习。代总顾问偕炮兵顾问,步行全部阵地前沿。两个月后完成作战计划,制成轻重武器火网图。经上饶由顾祝同主持军事会议批准。代总顾问建议由五十四军冯圣发担任青阳前的正面主攻,川军作左右翼之助攻。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则开贵池以东以牵制安庆的日本驻军。
1939年12月12日拂晓开始攻击。当天占领陈家大山高地,次日攻下茅坛,再向前则为一片平原直至江边。我们见到日船被击沉。16至17日起,日军左右两翼反攻,一周内夺去其所失阵地。第三战区动员8个师,日本反攻兵力估计不过两个团。会战失败的原因是顾祝同保全实力,当反击时不反击。另一主要原因是在拟定作战计划时预定军区后勤有运输卡车75辆,但作战开始后,只有卡车15辆运载炮弹和枪弹。
战役失败的原因:一是顾祝同没有作战决心。二是士兵多为强征抓来,训练不足,士气低沉。三是补给不足,弹药不能及时运到战地。
这次战役以十倍于日军的军力,优势的炮兵(重炮9门,加上山炮共27门),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战斗不到两周即结束。据一般估计,第三战区损失兵员约三千人,日军不足千人。在战争紧急之时,有一连日军到达代总顾问所在的师指挥所山前,相距百米。我们以全指挥所官兵出动合击,始得脱险。日军死伤四十余名,内有排长1名,班长2名。在我们奉顾祝同命令撤返途中,遇见输送军火卡车因汽油不足,停在无隐蔽的公路上。我们于1940年2月中旬返重庆。
2.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
1940年初,奉蒋介石命,代总顾问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由重庆出发,夜晚到遵义。时间不过10点,校门紧闭。门房说:请到招待所休息。我问是否有值日官?答称“没有”。“我们是奉委员长命令来的,事前有电报来,请打电话给你们的教务长郗恩绥。”门房说:“教务长从来不准人向他家打电话。”招待所如一小客栈。次晨8时,教务长来,面带鸦片青色。副总顾问称奉命来陆军大学作学术讲话,并想作一次师的攻防兵棋作业。教务长说:师兵棋演习已经作过。学术演讲可以。次日下午向全校学员作了一次战术讲话。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副总顾问说:该陆军大学不像一军事教育机构。教务长即被撤职。
3.1940年四五月的重庆、成都、内江、贵州各补训处军事演习。
这次预备兵演习是总顾问福尔根提议,蒋介石批准进行的。各后方补训处作全部动员,作由单兵训练到连、营、团的对抗演习,包括步炮协同、工兵架桥、强渡等演习。调歌乐山陆军大学全部学员参预各补训处的教练和演习指挥。在重庆的顾问全部出动。因翻译人员不足,我问顾问事务处长张冲如何处理?张冲称:凡是各方推荐来的俄文翻译人员全部出动,通知各员到会宣布。我即将凡挂名领薪人员调来,宣布这项工作的要求。会后由贺衷寒介绍来的上校译员张廷黻讲,他是做政治工作的,不能任翻译。如果要作反共报告,能讲三天不停。我旋即去问张冲:“顾问事务处是不是反共机关?”张说:“不是。”我传达了张廷黻的回答,张冲即令:凡不服从工作安排者一律停职。我即将凡挂译员而不工作者一律解职。这次演习继续了一个月,检阅了四川、贵州的后备兵训机构。
4.宜昌失守,襄樊战役
1940年,日军在五战区攻势凌厉,张自忠阵亡,宜昌失守,日军一度进入襄阳、樊城。我曾偕波格柳包夫到宜昌郊区、老河口、河南南阳。
蒋介石的军队已很腐败,军政之中,“上下交征利”日益盛行,军官吃空额、克扣军粮。军士仅以盐粒伴食粗糙军粮,病员多,战斗力日减。但杂牌军队如孙连仲、李宗仁的部队反而较好。日军攻势为疏散型,在河南、襄樊、湖北日军的进攻线中有诸多空隙。波格柳包夫建议采用加强营的小部队进攻日军攻击线的间隙。所指加强营即以步兵三连加一山炮连或迫击炮连、工兵排等,先作短时间的联合训练,在宜昌以东的丘陵地,随时进入日军阵线的间隙。在宜昌、襄樊这一战术起过良好作用。1940年襄樊战役后,波格柳包夫回国,福尔根亦奉命返苏,张冲派我送福尔根到兰州。兹后,由重庆苏武官崔可夫中将继任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任国防部首席顾问兼兵役署、兵工署顾问。
我曾偕古巴列维赤去兰州,经六盘山到西安,视察了胡宗南部队,主要的视察第二十九军刘戡的机械化部队。该军有机械化顾问彼德洛夫中校协助训练。古巴列维赤在西安游击训练班讲过课,与胡宗南司令部人员交往甚好。视察了部队和西安郊区的军火库,对炮弹储藏不妥、规章不严提出批评。一日晚与胡部参谋人员会餐并会谈。古巴列维赤说:军人职责即在军人气节,就是“有我的存在,敌人绝不能越境”。中条山会战正酣之时,我们到了潼关,北风袭人于千里之外,雪堆断路,我们须下车铲雪,推车前进,颚骨冻僵,使人失去讲话能力。然见运送过黄河的伤兵有毛驴骑者,赤腿呈青乌色,担架上的伤兵被褥单薄。我们到一伤兵所,见伤兵病卧草上,并听说伤兵站有活埋伤兵事。古巴列维赤说:如此对待伤兵会伤害士气,失去民心。返西安时,向西安坐阵的后勤西北兵站监卢佐作了详细口头报告。后知枪决兵站站长二十余人。彼等活埋1名伤兵,则吞食其殡葬费20元。
视察胡宗南部队后,古巴列维赤说:是个检阅的部队,没有真实的战斗力。
其原因在:1.部队官兵生活悬殊。官为南方人,兵为河南、陕西人,语言不通。2.军官内部腐化,大官吃空额,小官克扣军粮,贪污成风。胡宗南的炮兵有自开战以来未向日军发一炮弹者。胡对古巴列维赤说:所部炮兵多为重炮,不能携重炮进入太行山区,向古巴列维赤提出要求增加山炮部队,一团也好。此行到洛阳,知卫立煌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合作较好。在蒋介石停止对八路军军火供应时,卫立煌仍有械弹供应八路军。南下到河南叶县会见汤恩伯,此时汤的部队尚未腐化。他的口号是:“准备出发,准备作战”。汤部有常驻苏联中校顾问1人。再南下至河南南阳。此处驻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孙部系冯玉祥旧部,抗日态度较好,军纪亦强于蒋系军队。经邓县到老河口,此处是李宗仁所统率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有首席顾问斯科沃尔差夫,工、炮、通讯兵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李宗仁与苏联顾问关系良好。返重庆时,曾由总顾问向蒋介石报告视察各部队状况。凡到上述各部队,我们都视察过营房,检阅过演习,与军、师、团长举行过谈话。
中条山战役
1941年秋,据大量情报,日军向晋南中条山区作大军结集,有渡黄河、攻潼关、攻西安的态势。崔可夫向蒋介石提议集结兵力会同十八集团军,布置进攻,以阻止日军渡河。
1940年底,崔可夫来华前,苏联对华军援是24个甲种兵装备师的武器。包括战车、110mm重炮、75mm山炮、37mm战防炮,此外为步兵轻重武器、飞机200架,由苏联负责运输,车辆为十轮重型卡车。崔可夫于1940年末到达时,又随携12个甲种师装备,包括战斗机150架,快速轰炸机100架,各种炮300门,汽车500辆。这个数量在当时日军侵入华中、威胁华南情况下极为可贵。斯大林的用意是,如果日军顺利进占西安、兰州,威胁重庆,则蒋介石可能投降。如果日军在中国获胜,则苏联将有面临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故崔可夫告诉蒋介石,斯大林已决定增加军援12个甲种师的装备。1940年末,蒋介石在军委会大礼堂宴请崔可夫及全体苏军顾问,由军事委员会上校以上全体将领出席。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秋,日军由岳阳南下,意图占领长沙。崔可夫派古巴列维赤前往,我充翻译,视察了长沙以北的浏阳河、捞刀河阵地。低地工事内多积水,泥泞不堪。如果战起,士兵不能进入,全部筑城和掩体、炮兵阵地都失去效用。军队布置于开阔之丘陵地,攻守都在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进行。我们晚上返岳麓山薛岳司令部,有数次看见薛岳两臂交叉前胸,向参谋长和作战科长口授命令。日军占领了长沙,我们退居衡阳。日军后方交通受到威胁而溃退。我们再返长沙时是深夜,湘江灯火全熄,城区空无一人,路旁腐尸累累,皆以薄土掩盖,恶臭熏人,成群野狗扒食人肉。本欲再至前线以研究此次战役之过程,忽接衡阳电话命总顾问立时返衡阳,委员长召见。
我们回到衡阳,方知蒋介石已到,将领云集,将召开第三次南岳会议。接到电话称:委员长将于次日晨7时召见,我请古巴列维赤做了准备。次晨6时出发,过湘江,车抵山麓,我以为应是警卫森严,实则上山时直至蒋的住所空无一人。入室亦空空荡荡。经过观察,步入右侧小客厅,有一长桌,白台布,普通茶具,数张靠背椅。显然是我们的脚步声引来了一个着灰色制服、满面消瘦的侍从,倒了茶,请我们稍候。约两分钟蒋介石出见,军服整齐,但未戴帽。他说:顾问辛苦了。古巴列维赤答称:半月之前到达长沙前缘,视察过浏阳河、捞刀河阵地,多数炮兵、机枪掩体,步兵堑壕,均因管理不善,内部积水,致使敌人攻击时,我方部队不能进入掩体。步炮兵临时阵地暴露于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已组成的火网失效,防守构筑失灵。再者我军进入阵地时间拖延,一个师零碎用兵,一团被击溃,则第二团接替,然后第三团。形式似为节约兵力,实则敌方一团消灭我三团有余。蒋介石对古巴列维赤的报告表示感谢。
大会开始,蒋介石一人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左侧是阮肇昌、李济琛、贺耀组,右侧是古巴列维赤、炮兵、工兵顾问、九战区顾问聂斯杰尔诺夫,翻译是我与孙亚明。报告人薛岳,其人身材矮小,面目白净,似有很强的记忆力。立正站于主席台下,将一月战况:日军前进日期,我军退却与反击,各军师进入战斗的人数、时间,不看表册,立正姿态不动,约80分钟报告完毕。最后承认自己违反军纪,委员长曾命令薛岳不要离开长沙。此次日军攻城,薛岳由左右扶持退出了城市,人民遭受屠杀,请求严惩。会议第三日,蒋介石宣布某师长临阵脱逃,着予枪决,并说这样大的战争,将领没有伤亡,对不起百姓。他每月为张自忠祈祷。长沙以北阵地筑城失修浸水,为外国人所知。
古巴列维赤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印发给与会全体军佐(据悉各员认为是一重要文献)。内容为:中国军队的作战命令由部队首长口授,而参谋长则远在后方(九战区吴参谋长在衡阳),作战处长亦似部队长之司书,记录部队长之命令。此种方式是拿破仑时代的幕僚作风。今日的作战命令,应由参谋处第一(作战)、第二(情报)课长协同参谋长,步行本部的作战前沿,确估地形、敌军部署、组成火网等写成作战命令;经参谋长核定,由部队长核准下令执行。故作战时期的参谋业务是昼夜不停。同时也批评了驻军对诸种掩体筑城保管不善,致使临战忙乱,火网不灵,兵员因之损失。
蒋介石亲临的各种会议,生活俭朴,早饭每人半个咸鸭蛋、花生米、酱菜、稀饭、馒头。他与李济琛、贺耀组、阮肇昌4人一桌,其他军佐均6人一桌。中晚饭4菜1汤,顾问与我们同席。
苏军顾问团撤退
1943年8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第二年,奥勒尔——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军已转向全面反攻之时,美援已局部到达,蒋介石已命陈诚为驻缅甸远征军总司令。苏联通过驻华大使通知蒋介石称:苏联对华抗日军援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苏联国内以战争的需要,极须调回在华的军事人员。在此通知到达之前,崔可夫中将已返国,总顾问由古巴列维赤代理,苏联驻重庆武官里巴尔柯亦已返国。是年8月,因须办理全国苏军撤退事宜,我受命充驻兰州军委会外办主任。各战区顾问相继到达,分批予以薪金核算,以军用飞机送至乌鲁木齐,再由苏方军用飞机运送返国。最后到达的一批是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与参谋长斯米尔诺夫。
苏联军援账目的总结,是由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合同办理的,陆空军贷款总数4亿5千万美元,均用之于购买军需物资,包括飞机、重炮、弹药、通讯器材、汽车、汽油。顾问人员的伙食、工资用当时的纸币支付。在1943年,国民党地区已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上校顾问月工资约两千五百元(中国军官上校约五百元)。军火的偿付,采用其回空汽车带茶砖(以红茶制成),锑、钨矿砂,西北的羊毛作价归还。全部军火等于半价。至顾问团撤返时,账已结清。其军用品的质量——包括飞机、战车、各种大炮,在当时
是第一流的。从未听过中国军官对苏联军火的运用有何怨言。军事人员都有很强的责任心,努力完成任务。除总顾问外一律不与非军事人员来往。成员伤亡:空军方面死伤约二百人,亦有飞机伤而坠落于日战区者。1938年10月14日保卫武汉空战的空军大队(营),飞机五十余架全部伤亡。此战役后,所余飞行人员21人在四川梁山,至同年12月由一架运输机飞至六盘山撞山坠毁。陆军人员只有第四战区首席顾问加当诺夫病死,驻重庆通讯兵首席顾问因烤中国炭火,夜窒息死亡。
顾问事务处长张冲之死
张冲,字淮南,浙江温州人。幼年曾就读于哈尔滨政法学院,略通俄文。因在东北生活,对日军侵华野心识之较早,曾参与五四运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应有各省名额,东北长期受张作霖统治,革命运动多被镇压,活动人员较少。他以吉林省党代表资格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国民党中央调查局副局长,属于CC派,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属员。然其为人性格直爽,有爱国热诚,性喜接近一些有志的爱国者,不深追究各人的内在政治倾向。他在1937年7月充欧洲工业考察团副团长,到莫斯科。七七事变后曾与苏联外交人员有所接触,接洽过苏联军援。在此之前,他曾充任蒋介石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抗战发生之后,他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中将秘书,是军内的文人。在国民党政府撤离武汉时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职,与苏联驻华大使和福尔根总顾问关系良好。
1940年秋,日军攻下桂林,经河池进入贵州境,国民党的要人、权贵谋向国外逃跑,或向上海、南京找关系。有一天在总顾问室他与我遇见,我说:“处长,向美国逃需有大宗现金,以充白华。向南京、上海找关系需要有一身软骨头,当汉奸。均为我所不能。如重庆有失,我只有上山打游击,与国土共存。”张冲面红至耳,他说:“黎扬,好的,我们将共赴国难。”1941年春夏之交,他得了伤寒,一病不起,年仅37岁。去世之时正值重庆夏天,由我们主办丧事。在追悼会之日,先后来了冯玉祥、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在行礼之后即退出。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讲了话,大意是:淮南先生深具爱国热诚,虽为调统中人,但无调统习气,与人共事公正诚挚,虽有党格、人格之异,但爱国一心,人格共同(有一专文登在重庆《新华日报》)。并赠其妻万元为抚恤金。其挽联曰:“安危与谁共,风雨忆同舟。”毛泽东的挽联曰:“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心情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虐,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可见毛泽东对他的活动业绩是估价很高的。张冲遗体浅葬于重庆歌乐山,斯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参加执绋。
在华顾问返苏后情况
1.福尔根,其人作战勇敢,不考虑个人安危。在重庆、柳林均曾遇重大危险而步伐不乱。返国后任军团司令,阵亡。
2.崔可夫,充守卫斯大林格勒六十二军军长,后任苏联元帅,驻柏林军事长官。
3.驻华少将武官里巴尔柯,任战车元帅,驻匈奥军事长官。
4.波格柳波夫,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任乌克兰第三战线参谋长。1947年7月《红星报》刊登照片——四星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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