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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海归在中国政坛的困局与未来
发布时间: 2010年6月13日 閲读次数:2430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博客频道近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海归在中国政坛的困局与未来》的博文指出,尽管一些公费海归回国后能够为中国政坛带来新鲜的想法,但由于身份的原因所带来的变化依然有其局限性,而且这些海归所服务的政府部门还是集中在以外交、外贸和金融等为代表的技术性领域。
  博文的作者张涛是ACBridge投资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及执行董事,曾经先后做过驻外记者、跨国公司大中国区总经理以及风险投资人等工作,目前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MasonFellow),就读资深MPA项目。
  在我的一篇博文里,提到过在肯尼迪学院上的一门课叫《文化、政治和权力》,后来和教授一起探讨期末论文的选题时,决定把海归群体对中国文化、政治和权力的影响力作为论文的主题。这里,我愿意将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侧重点放在海归目前在中国政坛的困局和未来的出路。
  其实,海归从政早已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只不过因为对海归的定义和理解不尽相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和看法上也存在相当的分歧。我这篇文章的侧重点是等会儿要讲到的所谓自费海归。
  从表面上看,海归在中国政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有的甚至已经进入决策层面。根据美国《侨报》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中共十七大的37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海归比例已超过一成,预计在中共十八大上,这个比例会提高到15%到17%;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级官员中,海归占两成一,尤以金融和外交领域的海归部长级官员最多。
  在我的论文里,海归的定义被赋予了多维性,除了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年限以外,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自费海归和公费海归的区别。上面提到的海归官员大多是政府资助的公费留学生,另外在海外浸染的时间也基本上限于其学习的年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一些公费海归回国后能够为中国政坛带来新鲜的想法,但由于身份的原因所带来的变化依然有其局限性,而且这些海归所服务的政府部门还是集中在以外交、外贸和金融等为代表的技术性领域。
  至于自费海归,我记得曾经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提起过,就是这个群体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和科研领域贡献突出,但在人文和观念方面的成绩相比之下似乎乏善可陈,当然这也包括执政和公共管理领域。之所以如此,我想以下几个因素应该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首先,自费海归由于大多在海外时间较长,尤其对那些缺少体制内经验的人而言,显然很难熟悉和适应国内官场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人脉关系也不扎实,即使能够勉强进入体制内部,因为“斗争经验”不足也很难在目前的体制下存活下去。朱镕基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做过如是尝试,试图为政府某些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海归良材,但结果不甚理想。按照清华大学美籍教授JohnL.Thornton在《中国的领导力差距》(China’sLeadershipGap)文中的说法,周遭虎视眈眈的官场老油条们会视这些人为自己升迁的威胁,自然不会给他们好日子过。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去较早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理工科学生,这些人即使归了,感兴趣的也是诸如“千人计划”这样针对科研人才的海归项目,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缺乏进入甚至影响中国政坛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说,随着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更多地选择出国攻读诸如法律、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等人文科学专业,希望未来中国政坛的海归储备军会渐成规模态势。
  当然,如今很多海归们对改善个人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偏重追求,或者说在中国寻找的所谓“成就感”,也让这些人丧失了在人文乃至政治领域积累和打拼所需要的意志力,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坛依然注重的是从基层做起的经验和业绩。我很想知道,在如今非常物质化的社会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归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下放到各方面条件差强人意的基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冒着被忽视甚至遗忘的风险贡献自己最好的年华。于此,我在论文里也提到政府需要设计和实施相应的人才计划进行配合,不过由于文章的篇幅所限,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费海归群体里颇有一些吃政治饭的人,自作聪明地主动把自己犬儒化,完全无视国家在执政和公共管理方面对真知灼见的需求乃至渴望,更注重以正确的方式做事(dothingstherightway),而非做正确的事(dotherightthings)。正如《文化、政治和权力》课的教授所说,社会精英的才华和能力是把双刃剑,如果他们只是削尖了脑袋试图成为社会权力结构(powerstructure)的一部分,而非用自己的知识推动社会改良以造福于民的话,如此精英的潜在危害性其实比任何不良的传统势力会更可怕。
  我个人的意见是,不应该单纯地把海归目前在中国政坛的困局完全归咎于客观,海归们也需要经常在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而海归政治犬儒化的现象则更需要这个群体的集体性反思。在思考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应该意识到海归并非在中国政坛缺乏出路,其实在体制边缘海归发挥其相应的政治影响力也许会更加游刃有余,无论是民间的智库,还是开放的媒体机构,都是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的思想平台。
  我愿意相信,在社会日渐开明的前提下,海归群体对中国政坛所起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大,虽然这需要时间,但也许更需要的是海归本身的意愿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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