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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海归迷信走到尽头 留美博士没有特异功能
发布时间: 2006年6月5日 閲读次数:3616 新闻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诸多科技工作者和科研体制研究专家指出,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严重科技造假事件,折射出当前科研人才机制存在的诸多偏差,现在必须打破“海归”迷信,把好人才引进和使用的关口,不要热衷于制造科技明星,不要过于迷信利益驱动对科技的推动作用。

  留美博士没有特异功能

  现任同济大学超大规模电路研究所所长的林争辉教授,2000年时任上海交大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当时,一位留美博士找他,希望能够留在他的研究所里。林争辉回忆说:

  “当时,他通过交通大学一位教授介绍过来找我,那位教授说复旦大学也正在抢着要他。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复旦,复旦却表示对他不太感兴趣,并没有要他。在我和他的交流中,我感觉他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加上他是1998年博士生毕业的,毕业时间不长。如果我们要‘海归’,也希望是有长时间积累的。和这个人谈下来,我觉得他不太理想,经过再三考虑,没有要他。

  “美国的博士和中国的博士没有太多的差别,怎么能相信在美国读了三年书的人就能做出这么大的成就呢?我当时所在的交大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在国内属于领先水平。我和我的团队共事25年,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留学生。博士生我培养了160多个人,有一半左右通过各种途径到了美国和英国深造,有的在那里工作了 15年以上,有的在哈佛大学等名校都作了教授。这些人的水平不知比他优秀多少倍。做我们这个技术要有积累,不可能博士生毕业三年就能够达到。”

  这位留美博士在林争辉处受挫后,找了其他部门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并开始从事与林教授相似的科研。遗憾的是,几年后,这位留美博士被查实在上海交大主持科研期间有科研造假行为。

  要冷静客观评价“海归”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常委韩汝琦说:“‘海归’和本土人才各自有优势。从总体上讲,在国外呆的环境比较好,对科技趋势的把握上比较好。但是,他们对中国国情不是特别了解,也有困难。”

  韩汝琦说,跟国内培养的学生一样,“海归”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业务上差得很远,高下之分很厉害。他特别指出:“客观地讲,国内外的科研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国外发展顺利的人才一般不愿意舍弃比较成熟的科研环境。”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馨告诉记者:“说实在的,搞我们这一行的学生,出国的人大部分不回来,因为找工作太好找了。我们培养人都是全面的,从设计到工艺、测绘都会,哪怕在外面就是干一个比较小的工作,干得好他也不回来。比如一个博士后就搞一个蒸发器件这么个小东西,我对他说,那你回来吧。他说还是不愿意回来。所以真正回来的,我敢说一流的人才少。这是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出国回来的人要知根知底。”

  一些科技工作者们指出,现在有一些“海归”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伪造履历或者夸大自己的成就,因此,有关方面一定要做好引进人才的把关工作。韩汝琦说:“做这些事并不难,研究方向很好查,只要看有没有论文什么的,譬如,我们搞微电子的,芯片测试和设计还是有不小区别的,芯片测试和设计有没有差别,隔行可能把握不准,但是同行绝对可以把握。教授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核实论文和简历的真假,但是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去做。”

  韩汝琦说,即使人才引进出现失误,还有用人关可以把住。“三十多岁的人当院长不是不可以,关键是要有学术背景、能力。我的老师黄昆上世纪50年代回国时只有三十多岁,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了。”韩汝琦表示,一定要明白人才的背景,包括转化成果、所获奖项、学术界认可情况等。“但是,读书时拿过的奖学金、或者企业的内部奖项,你写简历填上去也可以,拿到我这里是不算数的,我不考虑。如果你得了美国青年科学家奖、科技进步奖,那行。”韩汝琦说。

  “造星运动”违背客观规律

  一位亲历过科技“明星”造“星”过程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公关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一位身为高校院长兼公司总裁评选“长江学者”的过程。他说,“学校奖励办公室去教育部拿表格回来填,我们公司自己找专家,每个专家写一封推荐信。我们准备了一本材料,像发表多少论文什么的,专家当时说论文不够,不够就凑数造假。专家把院长推荐到教育部,学校再写信到教育部,两轮评审下来,院长就评上了长江学者。”不过,由于这位院长涉科研造假,教育部现已撤销其“长江学者” 的称号,并取消了他所享受的政府特殊津贴。

  针对科研造“星”典型事件,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表示,高校热衷包装“明星”,是一种错误的政绩观的体现。他指出,眼下高校引进人才一般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高校为了吸纳人才往往开出很高的薪水、优厚的待遇,踩足了“油门”往前冲,但是高校必须“既要踩油门又要及时刹车”,否则在高校的优厚待遇的诱惑下,容易造成参与竞聘的人造假。因此,高校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人才引进要摆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的境地,要引进匿名投票制,让人才引进更公开、透明。

  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高校引进和培养人才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搞大跃进。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志华教授说:“天才只是个别的。引进人才不要着急,培养人才有一个过程,人才也需要逐步成长。”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弘毅说:“一鸣惊人的现象是有的,但是十分个别,大面积的人才引进必须要加强考核。”

  金钱不是万能的

  接受采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利益驱动不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

  陈弘毅说,清华大学自2002年开始从国外聘请百万年薪的讲席教授,实际上是“讲席教授组”。“比如这一百万挂在某个教授名下,规定他必须在这里呆够九个月,但实际上他自己在这里呆两个月或一个月,他这个组里的人加起来九个月。”陈弘毅说,讲席教授不是全职教师,许多教授就利用学术休假来这里干活。他签约两年或三年,约满就得回去,现在彻底从国外辞了职回来工作的基本没有。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说:“利益驱动的创新是走不远的,走着走着就可能走向黄禹锡;热爱的驱动才是创新的最大驱动。我们要培养伽利略还是黄禹锡?显然是伽利略。伽利略有伽利略的培养法,没有人悬赏多少万要他破解科学难题,他搞科研也不是为了什么国民经济意义,他就是喜欢干事,闲不住,喜欢挑战权威,而我国目前能有这样的环境培养伽利略这样的人吗?

  资料:应该检讨的是用人机制

  实事求是地说,被人们称“海归”的回国留学人员近些年已不那么风光了。随着出国留学变得日益容易,而且主要取决于钱,留学生的分量早已大打折扣,因此,许许多多“海归”甚至找到份与预期相符的工作都在变得越来越难,于是,“海带”(“待业”)正在成为人们视线中一个新的“族群”。

  不仅如此,因为不少在国内考不上大学但有钱的学生涌向海外留学,还在相当程度上使“留学生”成了国内“差”生的别称,以至于他们回国后,招聘单位竟基本不理会海外文凭,而更重视他们出国前国内的“第一学历”。一位从英国获硕士学位回国的“海归”告诉《望新闻周刊》,在去某事业单位应聘时,她 “输”给了一位国内大学毕业的硕士,原因是她的“第一学历”仅是国内某高校的大专文凭,用人单位认为,你如果优秀,为什么在国内连本科都没考上?这位“海归”沮丧地说,从英国大学拿到硕士文凭并不容易,可他们只相信国内大学的“严进”,不相信国外大学的“严出”。

  然而,在普通“海归”遭遇越来越严重信任危机的同时,科技界、教育界对所谓高层次“海归”却多少年来迷信依旧,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凡是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的所长、院等学术带头人位置以及如“长江学者”这样能享有很高待遇的职位,最终招聘结果大多都被“海归”人士“竞”得就是最好证明;在一些科研院所、高校,虽同样是博士,头上顶着海外光环的“洋博士”往往比“土博士”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就是最好证明。

  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从国外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创业,鼓励留学生以多种形式为国效力、服务,不仅是我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所必须,而且是我国人才工作既定的基本政策。二十多年中,“海归”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人们有目共睹。仅以最为人们熟知的搜狐网、百度网的创建者,“海归”张朝阳、李彦宏为例,正是他们的回国创业,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但是,高端“海归”一个时期以来连连因“作假”与“欺骗”传出丑闻,确实使高端“海归”的信誉遭受极大损害,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海归”迷信毫无疑问是导致“海归”造假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瞭望新闻周刊》对科技界专家的采访,可以说掀开了“冰山”一角。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迷信”只是一种认识“背景”,“迷信”是不可能直接把人才“办”到某个位置上并任由他豪取那么多国家资金的。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能尤其应该检讨的是我们的进人机制、用人机制。具体地说,我们向国内外公开招聘时,凭什么完全相信应聘者自己的“说辞”,我们的人才引进工作没有考察环节吗?我们又是怎么考察的?在信息查询已变得非常便利的今天,民间人士尚且能轻易查出的破绽,我们有关机构为什么就查不出或根本就不查呢?还有,人才引进来后,得到那么多经费支持,他们究竟作了些什么工作?钱是怎么花的?我们监督过、审计过吗?

  等等这些,显然比仅仅从认识层面揭示“迷信”困难得多。《瞭望新闻周刊》为此希望采访有关科研院所的人事部门,可按要求将采访提纲传真过去后,对方却再也没有回音。

  这是不是恰恰表明在引进高端“海归”过程中比较容易出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出了不少问题呢?尽管不好妄下断言。但国家人事部有关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从制度和国家政策层面,应该说都是很完善的,现在出现问题,应该说都是具体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为因素较多,没有严格按制度和政策所致。

  可见,我们在破除“海归”迷信,曝光科研造假者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进人用人机制、审查监督机制等配套的机制迫在眉睫。同时,应该考虑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如果造成国家财产巨大损失时,连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科研骗子钻空子机会会少得多,我们引进人才的质量无疑将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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