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傅索安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谜。这个谜，直到傅索安后来离开这个世界后，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一部分范围内悄然传开；原来，傅索安在从香港返回苏联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闲得发慌，便去船上的医务室和船医聊天，渐渐混熟了，她便让船医为她“彻底地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在她离船后得出了结论：肝脏疑有肿瘤，估计是恶性。船医当即报告政治委员，政委便火速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了。对外谍报局认为以如下方式处理为宜： 一、不能通知傅索安本人，免得引起情绪波动，加剧病变或者发生其他事情。 二、不送医院治疗，因为如是肝癌，一般说来是回天乏力，即便治愈，傅索安也不能再干特工了，而由于她是中国人，思想和性格又缺乏稳定性，所以难以安排工作岗位和定居地点。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观其病况发展而定，如果良性肿瘤，则可在学校医院动手术治愈，反之，则让其死于学校医院。根据这三条意见，该局有关经办人员使迫不及待地把傅索安打发出莫斯科，连十月革命节的红场庆典也未让她观看。这也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布特卡少将立刻召见傅索安并亲自安排她的工作的原因。 傅索安被安排进了学校的教官寝室，仍是一人独居一个套间。 由于房间的布局和家具摆设都是统一样式的，所以傅索安一进门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触景生情，这使她想起了恋人黄一煌。于是，她立刻往学校的高级班部打了个电话，询问黄一煌的情况。接电话的是一个傅索安认识的苏联男教官，他不知道傅索安已经重新返校，以为是从外地打进“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被傅索安的神通吓得下意识地说起了俄语，连问傅索安在什么地方。傅索安说明了情况，他才变得热情起来，但一说到黄一煌却又缄口不语。话筒转到了另一个苏联教官手里，他告诉傅索安：黄一煌已经提前毕业，离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按照规定，从特务学校毕业的学员由克格勃人事管理局负责分配，所以黄一煌去了何处，连布特卡校长也不会知晓。 傅索安挂断电话，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眼前浮出现黄一煌的脸容，耳畔仿佛响起了他那充满男性活力的、带磁性的嗓音，两串泪珠顺着脸颊慢慢地淌了下来。当天晚上，傅索安喝下了一瓶茅台酒，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到次日中午才醒过来。起床以后，她想起应当去图书馆走一趟，便下楼去门卫那里推了辆自行车，骑到那里，刚走进去，一个轮值在此的教官已经认出她了，赶上前来，又是握手又是寒暄，然后向傅索安办移交。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图书馆，在1973年底时有四万册图书，全是中文版，而且都是中国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分类编码也完全采用中国正规的方式即北京大学图书管理专业所教授的那一套，按英文字母分二十六个大类，每一类里再用数字分小类，每本书再从书名第一个字的四角号码作为著作号。傅索安在她所喜欢阅读的长篇小说“K257书库”里转了一下，发现这里竟收齐了从50年代出版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即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在内的所有长篇小说，禁不住惊叹道：“这真不容易，即使在中国，现在也不一定有多少图书馆拿得出这么齐全的长篇小说！” 那个教官说：“不单是文艺类的，其他如政治、哲学、经济、医学、机械、建筑、历史、地理等等的中国版图书，这里也都有，据说是从莫斯科的几所大学里搞来凑齐的。” 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绍了三个当时在图书馆帮他的学员，那是三个姑娘，一个来自澳门，一个来自香港，另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她们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业已经结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还未为她们找到合适的“下家”，所以暂不分配，让暂留学校，学校便派她们来图书馆帮忙。现在，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对图书馆采取的方针是不管，任其自由运转，自己每天在办公室里看书、饮茶、喝酒。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要看的书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无聊之中，这才想起要和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谈谈。一谈之下，傅索安大喜，原来这个名叫胡国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识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详细谈谈，但考虑到图书馆里肯定装着窃听器。于是抑制了这个强烈的念头，悄悄约对方晚上到自己寝室喝酒。 当天晚上，胡国瑛来到傅索安寝室。傅索安已经找出窃听器，拆下了电源接头，这样，在监听终端的录音带上留下的便是寂静无声，就像她平时一个人在寝室里闷头大睡一样。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快地聊了起来，傅索安从胡国瑛的叙述中，知晓了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同乡的有关情况——胡国瑛是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被定为右派分子，解送劳改，期满后因已被原单位开除公职，只得留场就业。这种家庭出身导致胡国瑛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学校里一贯老老实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也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缩在家里“逍遥”。到1969年春天，学校分配她去内蒙古巴扎地区插队落户，她虽有千般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国瑛插队的生产队，地处中苏边境线附近，距额尔古纳河只有十几公里。以她的性格，在农村自然表现得不错，劳动肯吃苦，也没有其他知青那种偷鸡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员们认为是个“那娃”，两年后当上了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当了一年多，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产队开始春播。队里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方，各个生产小组分包一个片，完成任务算工分。这样，有的小组为了多挣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产队为让各小组随时能领到种子、化肥，便安排胡国瑛住在仓库里。 胡国瑛没日没夜忙碌了几天，弄得疲惫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没人来领种子，她想弄点夜宵吃。仓库里有一个电炉，那是经生产队长特许的，让胡国瑛晚上取暖和烧夜宵。平时胡国瑛使用时特别留心，惟恐发生火灾。这天晚上也实在过于劳累了，烧着夜宵不知不觉就坐在一旁睡了过去。她睡得很熟，还做起了梦。忽然听得“劈劈啪啪”的声响，只觉得浑身燥热，睁眼一看，只见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国瑛惊叫一声，一跃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冲起火处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烧成势，以一把笤帚对付真好比灯蛾扑火，哪里扑得灭，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国瑛无奈之下，只得夺门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几个滚把身上的火弄熄时，那火已经穿顶了。 这仓库离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唤来社员救火时，火神爷肯定已把整个仓库都没收了。胡国瑛考虑到这一点，便没有去做此徒劳无益之事，任凭仓库烧掉。那里面，有着口粮、饲料。 种子三万多斤，化肥、农药、农具折合人民币数千元，还有一座建筑物也值数干元，加在一起所损失的，对于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乃是一个天文数字。胡国瑛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寻思此番的后果不只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还算宽大的哩！一时间，她只觉得头脑里像打翻了一盆浆糊！迷糊昏沉，定定神，决定先离开现场再说。 黑夜中，胡国瑛不辨方向，乱走乱窜。不知走了多久，竟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那天晚上，正好有几个苏联军人奉命潜来中国境内摸哨。中国边防军当然不是吃素的，那几个“老毛子”虑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万般无奈，正准备无功而返，却撞见了急急如丧家之大、惶惶似漏网之鱼的胡国瑛，于是抓了再说。 就这样，胡国瑛到了苏联。自然，她不可能“坚贞不屈”像刘胡兰那样，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苏联人交代了一切。以她这么一个知识青年所知晓的中国方面的情况，当然引不起苏联方面的兴趣、苏联人掌握的情况比她知晓的要多得多。但是，苏联边防军并没有杀死她或者遣返中国，而是移交克格勃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关进了看守所。当时，克格勃已经办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自然要物色合适的学员人眩，胡国瑛的被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胡国瑛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被转往另一处条件稍好的关押点，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1972年11月，胡国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始接受特工活动训练。 傅索安去而复归时，她刚毕业。 傅索安也谈了自己叛逃来苏的情况，由于是初次交谈，她只简单谈了一些现象，未加以评论。但是，由于两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识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种近似于天生的亲和性。当晚分手时，她们议定，今后私下将以“姐妹”相称，胡国瑛唤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称胡国瑛“胡妹”。此后，这对身处异国的异姓姐妹几乎天天相聚，胡国瑛很快就学会了喝烈性酒，两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断增强，渐渐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